正是美丽的春天，记者日前在上海采访了著名散文家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先生，他对生命的体悟和睿智，对当下文化心态的焦虑，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记者：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看过您写的《艺术创造工程》一书，颇受启发。作为一名学者，您在艺术、文化研究等领域内卓有建树。但后来，您走出了书斋，邀游于山水之间，写起了文化散文，又对城市文化产生了兴趣，对这种变化您自己怎么看？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？
余秋雨：我是搞理论和学术研究的，后来写起了散文，转向了比较文化和城市文化，后来又陆续做了一些其它事情，在文化思维上，我以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文化本来是要征服人们的局限性所产生的一项伟大的事业。但是，如果它占据过多人的时间和生命，那它也是人类的一个悲剧：越发展到后来，文化本身却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排他性、封闭性、狭隘性，文化再也不能给这个社会提供许多宏观的、非常自由的心态了。在很大意义上（我不是指的全部）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，这样的趋向就越来越严重。本来，当社会产生纷争的时候，文化和文化之间应该起到一种宏观、宽容、协调的作用。但是谁也没想到最大的麻烦是出在文化界本身。文化界闹得不亦乐乎，闹来闹去就和狭隘性联系在一起了。文化人本来应该是气壮山河、非常飘逸、心胸宽广的人，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我们认识的局限性，文化人越来越拘束，心胸也越来越狭窄、拘束。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通过对文化的理解让自己变得心胸宽阔一点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了。比如我们过去往往是在高中毕业时不小心考进大学选择了一个专业，此后这个专业就成为了一辈子的行当，成了追悼会上一个重要的命题。我们在自己不成熟的时候作出了一个不成熟的选择，而这个选择的专业怎么能够限定一个日渐成熟起来的人的思维？这种选择往往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，怎么可以让慢慢成熟后的自我为这种选择耗尽一生呢？这太委屈自己的生命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自己选择的局限性，靠自己生命的扩度和成熟以后的感悟来寻找更宽阔的空间——这点非常重要。（当然有一些专业如果我们不用心钻研，永远也弄不清楚，社会秩序也会混乱。）但总有一些文化人是不受文化局限性影响的，这种人越多，人类属于高贵的成分也就越多。
我记得歌德的一段话：“人类靠的是智慧分出了许许多多的界限，最后要靠博爱来消融这些界限。”我看到后非常佩服，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巨人身上和中国古代文化巨人的身上，总是很难看出文化的界限，很难看出文化在局限着这些人的生命。由于他们没有局限，他们在文化领域里面也就成了最自由的一群人，挖掘到许多界限上面那些属于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最值得后人一直仰望。
作为个人来讲，我感觉到我面对的不仅是戏剧专业领域内的问题，更是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和对文化的理解一起提升一层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确立了我对文体的一个态度：必须超越专业和学科的局限性。所以我开始进入其它文化领域，学习和研究。前不久，我给香港大学的一个数学家的散文集写序，心里就有不少感慨。这位数学家同时是国内戏剧界的人都知道的著名导演，他的代表作是《马》。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期间写《山居笔记》时，和他住在一起。数学家看过一些写作教材之后，居然跑到了上海、北京的几所大学里开起了写作课，非常成功，现在又写了散文。像我这些跨越，相比之下就显得太小了！正由于数学家（导演、写作课老师、散文家）的跨越度这么大，他的散文就具有一种别的散文家没有的洞察力、特殊的逻辑思维和幽默。这些人还有很多，我们只能用歌德的话来解释了：“用博爱去消融了一切，用他的博爱去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”面对这些人物，像我个人和其他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小小的跳跃真是太渺小了。所以我寄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，能够在文化上突破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性和界限。应该尽量把它拓宽，做这个时代的“大文化人”！——这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形容的“杂家”，我们不是要求“大文化人”每个文化领域都懂一些，而是由于他的天才、人性深处的潜力所达到的极限。这正是我非常仰慕和正在追求的一种境界。
记者：您最近的新疆之行最大收获是什么？对与你同行的贾平凹有何评价？
余秋雨：到新疆之前我在黑龙江坐了4天4夜的船，顺着黑龙江的源头直到入海口。我想为它写一篇长长的散文。写北疆的那些被中华文明淡忘的文明。我在写《文明的碎片》、《文化苦旅》中挖掘了一些大家熟知的文明，但到《山居笔记》时就发生了变化，开始寻找关注一些被我们遗忘掉的文明，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。在新疆，我也遇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但中华文明、历史书籍没有记载的文明，关于这些我一定会写成散文，奉献给广大读者。
关于贾平凹我很喜欢他，人很纯朴、可爱，对中国文化很痴迷，总处于一种写作的状态之中。他和我到了新疆之后，感触也比较深。他告诉我说：“我在沙漠中见到了我要流泪的景象。”我问他是什么，他说是胡杨树，它可以活一千年，死了之后可以不倒一千年，倒了之后可以烂一千年。当他亲眼看到一棵三千年的胡杨树时，他落泪了。我想这就是一个好作家，能够在自然之中感受到人性之美。对社会上有关他的争议，他持一种大家风范，只顾写自己的作品，这是很难得的。
记者：您对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持何看法？比如有关三毛，有关金庸……
余秋雨：我认为他们都是有效性的作家。他们成为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上产生过巨大效应的文学现象。我非常喜欢三毛这个散文作家，尽管她的人格标准有些不健全，但是在不健全的人格中有一种残缺美。她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中写的散文，不管有人多么鄙视，甚至还有人在研究指出她与荷西的恋爱关系是不是真的，专门实地调查她散文中的经历、内容，称她为骗子，我认为这种行为（以及调查者）很荒唐：即使她的那些经历都是虚构的，在文学意义上讲她也不是骗子，荷西是她的寄托，作为一个东方女性，她在沙漠中那种文学体验是真实的、能够震撼人心的。但我认为，三毛之死是和她的偏执、狂热、人格不健全有关系，她缺少一种平常心。
记者：您提到选择性，那么，您会不会参与电视剧本和小说创作？
余秋雨：眼下还没写小说、剧本的打算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会搞电视剧，前阵子在一些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大多是我的学生“先斩后奏”未经许可私自打上我的名字，让我很反感。如果我以后搞电视剧，那一定是有影响、有效果、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
小说是可以写的，但我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——在如此紧张快节奏的生活中很多人愿意读下去的艺术。
（根据录音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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